在现代的四大直辖市中，天津无疑是一个充满活力且独具特色的都市。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丰富的方言和文化，还因为它在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现代制造业基地，见证了现代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然而，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天津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战，如何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这座城市面临的新课题。让我们一同走进天津，了解这座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城市。《城市商业》是『砺石商业评论』2023年推出的一个重点专栏，试图从商业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各个城市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城市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城市是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

在许多人眼里，天津这座直辖市很特别，似乎到处充满了欢乐。只要天津人一开口，甭管说啥，让人听着就乐。这是因为天津方言在整个北方语系中自成一派，不急不躁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却又不知来自何处。就像北方人吃面一定配蒜，天津人张口闭口离不开一个“嘛”字。别的地方打招呼问“您这是上哪啊？”，天津人则说“您，干嘛去啊？”这个“去”不是发“qu”，而是“qie”；再比如，“你介似干嘛”“有嘛事儿”“嘛玩意儿”，反正十句话有九句必定带个“嘛”字。

天津被称为“哏都”，因为当地人说啥都会带句“哏儿”，也就是当地的俗语。例如，夸人不错时，会说“介人儿可真哏儿”；而要说对某人有意见，则会说“你介人儿真哏儿，嘛玩意儿”。正因如此，天津人喜欢互相调侃，语言风趣幽默，从而孕育出了诸如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华、冯巩、郭德纲等著名相声艺人。天津方言中的“打镲”、“捯饬”、“碎嘴子”、“幺蛾子”等词汇，很多都是相声艺人的表演段子，逐渐为大众所熟知。

然而，天津不仅仅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它还是我国北方十大“万亿城市”之一，仅次于北京。此外，天津还是华北地区的重要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天津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拥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

九河下梢天津卫，天津位于渤海之滨，背靠燕山山脉，是拱卫首都北京的重要门户。尽管天津的历史远不及北京悠久，但附近的地区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若勉强算作有城市规模，则始于秦朝统一天下后，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设立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天的蓟县（当时称为无终县）。

当时的天津仅有蓟县为陆地，而现今的天津市区和塘沽等地仍处于海水中。因此，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天津的城市文明始于蓟县。今天被称为天津人“母亲河”的海河，实际上要感谢三国时期的一个人——曹操。

曹操在消灭袁绍后，为了肃清逃亡至乌桓（今辽宁朝阳一带）的袁氏残余势力，开始向北征战。

在蓟县当地人的建议下，曹操组织大军开凿了长达五十多公里的平虏渠，同时开凿了泉州渠与新河，沟通了滹沱河（今子牙河）与泃水（今大清河）。这些举措虽然主要是为了方便运输北伐所需的物资，但也奠定了后来海河水系的基本格局。隋唐时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得位于运河北部、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蓟县地位日益重要。运河与“五河尾闾”（今海河在三岔河口交汇，成为“三会海口”（三条河流汇合入海处的重要枢纽）。唐诗《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中的渔阳，便是今天的蓟县。安禄山之所以能够直捣长安，迫使唐明皇西逃，正是因为他身兼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而渔阳则是他重要的军需物资储备基地。

唐朝覆灭后，五代十国时期，海河流域成为宋辽之间的界河，蓟县被契丹人占领。契丹人在蓟县经营多年，佛教也随其盛行。至今，蓟县的著名白塔和盘山的天成寺，都是当时佛教盛行的遗迹。南宋时期，崛起的金人沿海河水系继续开拓漕运，并设立了军事组织“直沽寨”进行守护。“直沽”也因此成为了天津城市发展中最早的名称。

元代建立后，粮食主要依赖水陆联运，其中水路由江苏太仓浏河至大沽口转经海河干流，再沿北运河北上。尽管总航线超过5000里，但往返仅需20日。元延祐三年（1316年），将“直沽”改为“海津镇”。这里不仅是漕粮运输的转运中心，还设有大直沽盐运使司，专门负责盐业产销。

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直沽”因战乱而逐渐衰败，变成了一座默默无闻的渡口小镇，直至被一位改变命运的皇帝所瞩目。根据史书记载，公元1370年，燕王朱棣从“直沽”附近的渡口出发，南征北战，争夺皇位。公元1404年（明永乐二年），朱棣为了纪念这次起兵“靖难之役”，将此地命名为“天津”，并开始建立城墙和防御设施，成立了天津卫，后来又增设了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并为天津卫，后来改名为蓟州府，设立了民政、盐运和税收等机构。由于依靠漕运，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天津终于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卫所，而成为北方商贾汇聚的繁荣城市。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这座城市因漕运而崛起，但很快又被卷入了历史的漩涡。《天津县新志·汪来传》记载：“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这句话说明，天津是因为朱棣部署“戍天津者”后，才逐渐形成的。当时跟随朱棣征战的人中有许多来自皖北地区（现今的蚌埠固镇、凤阳和宿州一带），因为天津地理位置重要，朱棣称帝后将这些人安置在这里。明朝时期的“卫”是指军屯制度，即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将士及其家属在天津定居下来，一代代的邻里守望，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孤岛”。

根据专家考证，天津方言与周围北方语系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母语逐渐被来自江淮平原的移民所同化。大约四百年后，一批安徽人来到天津，成为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曾国藩对湘军的规模进行了大幅削减，而淮军则因为李鸿章的地位提升而得以保留。184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将淮军调往天津，负责从北至天津、南至上海的防御任务。甲午战争前夕，驻守天津的淮军人数达到数万，加上家属亲眷，总数近十万，约占天津总人口十分之一。李鸿章来自安徽合肥，因此淮军主要来自合肥附近的肥西、肥东、长丰等地，他们的方言主要是合肥话。这样庞大的合肥方言群体再次与天津话产生融合，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

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利用炮火敲开了的国门。他们看重天津邻近京畿，交通便利的特点，逼迫清开放天津，随后英法俄日等九个国家在此设立了租界。当时，这些租界的面积甚至比天津的主城区还大八倍，完全不受清的管辖和限制。李鸿章上任天津后，他看中了这座城市临海的便利条件，将其作为发展洋务事业的重要基地，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兵工厂——天津机器局，并开设了开平矿务局，还修建了专门的运煤铁路唐胥铁路。一系列的现代化企业开始在天津崛起，这也拉开

我国的第一所电报人才培养基地是电报水雷学堂；我国最早的公派留学生是从天津启程赴美求学的；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北洋大学；我国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是天津武备学堂；我国第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海军军官学校是北洋水师学堂……随着西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涌入，近代史上的许多“第一”在天津诞生，这座曾经的漕运之城因此成为了历史变革的“风暴眼”。

在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旗下的北洋军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受到腐朽落后的八旗旧制的启发，袁世凯在天津的小站以德军为蓝本训练北洋新军，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陆军。当袁世凯坐镇天津时，他开辟了河北新区，与租界并驾齐驱。同时，他还修建了新火车站，开办了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总局，抵制了租界的垄断，开启了我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北洋时期”。等袁世凯的“窃国大计”破灭后，他身后的大小野心家们纷纷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使得中华大地陷入了混乱之中。

在20世纪初，人们称“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幕后”。租界把天津划分为两个世界，英租界的“五大道”汇集了两百三十多幢风格独特的别墅，下野的军阀在这里隐匿。他们一边享受着优渥的生活，一边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静，等待时机行动。近代政治的复杂多变几乎都起源于这里，每栋被绿树掩映的别墅里，都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租界内的天津报业繁荣，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

严复将《天演论》翻译出来，而《大公报》则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该报于1935年发行上海版，并随后迁至香港，成为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

在租界之外，景象截然不同。除了几个繁华的城市区域，许多曾经驻扎军队的地方如今已变为流氓地痞与军警勾结的地带，这里早已成为了兵匪横行的世界。南端则是臭名昭著的“三不管”地区，那里汇聚了大量天津本地以及因战乱而逃亡的底层群众，环境十分恶劣。

天津人有句俗话：“平地抠饼，对面拿贼。”这表达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所需的不畏死的精神。城市对面的码头上，江湖豪杰和江湖骗子混杂在一起，他们以坑蒙拐骗为生，而最受苦的都是底层的普通百姓。此外，昔日那些江湖艺人，如京剧、评剧、相声和评书艺人，虽然生活艰辛，但却受人歧视，被视为“下九流”的职业。虽然有些艺人的表演受到追捧，但大多数人只能勉力维持生计。

由于身处特殊社会环境，天津人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怕任何人，也敢于针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欧洲列强在天津设立租界之后，各种外国商品涌入，阻碍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然而，天津人从不服输，他们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成为了华北乃至全国工业发展的摇篮。

依托原有的兵工产业,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带来了铸铁和机器制造业的兴起,各种新技术和设备不断更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天津出现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他们凭借个人的力量与欧洲列强竞争实业的垄断地位。被称为“民族化工之父”的范旭东回国后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生产了第一批精盐,打破了日本商人对盐业的垄断;他还创立了永利碱厂,提升了技术水平,打破了英国在碱业中的垄断地位。此外,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宋棐卿的“抵羊牌”毛线厂、宋则久的天津造胰(肥皂)公司和孙冰如的寿丰面粉公司等,也都是民族工业的杰出代表。天津的劝业场不仅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场,也是国货最主要的销售地点,至今仍是天津市的商业地标。与此同时,商业的繁荣也催生了天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作为北方盐仓基地和商贸中心,天津遍布各类票号和钱庄,为了应对西方列强对经济的控制,1882年,第一家近代银行汇丰在天津设立了分行,随后各种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被誉为“北四行”,与浙江、上海的“南三行”形成了对立态势,天津成为了北方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天津工业基础雄厚，在全部41个大类中占据了39个；207个中类中占了191个，曾经创下了无数个新“第一”。1950年，第一辆国产无轨电车诞生；1954年，第一块国产手表问世；1956年，第一台国产照相机亮相；1958年，第一台国产电视机亮相……当时天津产的海鸥手表、飞鸽自行车、梅花牌运动服、郁美净儿童霜等都是国人争相购买的“靓货”。这些无数个轻工业“第一”不仅让国人感到自豪，也让天津人真正感受到了工业化带来的巨变。看到天津的经济如此雄厚，河北曾将自己的省会由保定搬到天津，开启了河北与天津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然而，这并不是天津首次成为省会。晚清时期，天津便是直隶省会。国民时期，天津第二次成为河北省会。1949年，新成立后，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天津则成为直辖市。在“一五”计划期间，河北省认为保定的工业基础较弱，希望将省会搬迁至平汉与正太铁路交汇的石家庄，但由于搬迁资金费用问题，决定省会仍暂定在保定。1958年4月，经过河北省向中央的再次建议，决定依托天津原有的历史地位和工业基础，希望将天津作为省会，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天津市划归河北省后，尽管名义上已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地位高于保定、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等市，但实际上仍属于河北省管辖，中央的资金和物资需经由河北省进行二次分配。

河北省为平衡全省，将原分配给天津市的资金、物资在省内重新调配，这一举措引起了天津当地干部和企业的不满。双方的矛盾逐渐加剧，并最终将官司打到了国务院。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在未来的资金、物资分配中，仍按照直辖市对待天津。这种做法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下达计划指标时，河北省会在后面增加一行“其中天津市”。这一举措成为了后来“计划单列市”的起源。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全国四大工业基地之一的天津，其市民的口粮也与直辖市的北京、上海以及重工业集中的辽宁省一样，由中央下令，从外省调入。

1966年，为了备战需要，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方案。由于天津地处沿海，被视为国防的第一线，河北省再次提议将省会搬迁到保定，但最终落户在了石家庄。然而，河北省并不满意这个结果，希望在1971年再次将省会搬迁到保定。最终，在周总理的一锤定音下，河北省决定不再将省会搬迁。此后，河北省会的位置就一直保持在石家庄。

此时，天津恢复了直辖市的身份，保留了省会期间建设的大学和医院，如河北工业大学和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虽然河北省曾试图将这些机构和设施转交给其他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并未实现。作为对这些计划的补偿，原来的天津师范学院被改名为河北大学（目前位于保定），而原本属于河北省的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河北省医院）则划归河北和天津共同管理。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逐渐减弱，天津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在滨海新区的建设中，天津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相关资料显示，自1949年至1975年，我国天津的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从36.36%增长至72.12%，因此有“工业之城”的美誉。然而，到了1978年，天津三大产业结构的比重分别为6.1%、69.6%、24.3%，与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天津市的经济和工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而滨海地区和远郊区县的经济与工业则较为薄弱。1985年时，天津工业布局中，市区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80%，而滨海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市的12%。当时，天津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成功吸引了三星、摩托罗拉、大众、丰田、可口可乐等外资企业的入驻，使得天津工业得以借助改革开放之风迅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如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耗高等问题。尽管天津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调整了城市布局的规划方向，提出了“一条扁担挑两头”的战略，即以海河为轴线，改造老市区成为全市的中心，同时将工业发展重点转移到滨海地区。然而，由于经济发展乏力，这些规划始终难以真正实现。此外，天津地处北京附近，吸引了大量原本属于天津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导致天津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显得非常被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的经济迅速发展，而拥有优越自然条件和丰富经济基础的环渤海地区却发展相对缓慢，出现了特殊的“环京津贫困带”现象。在这一时期，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其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不断被“后来居上”的城市所超越。

1991年，天津的经济总量相较于6年前仅增加了79亿元，达到179.75亿元。八十年代末，广州首次超越天津，并成为直辖市“新生”的重庆也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天津。2000年后，随着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深圳和苏州的经济总量也已超过天津，导致天津在全国城市排名中的经济地位逐步下滑。

1994年，天津市提出了一项计划，即用8年时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革、调整和重组。其中主要措施包括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积极引进外资。在此背景下，天津通过发展以外资为主的通信设备制造、汽车工业等产业，以及石化、纺织、服装、自行车、电焊条等传统产业项目，努力优化经济结构，寻求突破口。

希望寄托在新设立的滨海新区，它对于天津来说，就如同上海的浦东新区一样重要。借助天津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的多年积累，加上天津港连续20%的吞吐量增长，天津市向中央提交了滨海新区的规划方案。

2006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将滨海新区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称其为“第三极”。当时，该地区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的报道中，被誉为赞美之词。天津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准备在滨海新区这个“新天地”上放手一搏。

2006年，天津市乘着政策东风，提出了“双城双港”的城市战略。这一战略涵盖了天津市的主要部分，包括市中心城区、滨海核心区、天津港北港、天津港南港以及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2008年，借助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机会，我国首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开始。

雄心勃勃的天津市将滨海新区的战略规划升级为“九大功能区”载体平台，其中五个以第二产业为主（先进制造业产业区、临空产业区、临港经济区、南港工业区和滨海高新区；四个以第三产业为主（中新生态城、滨海旅游区、中心商务区和海港物流区）。在那个时候，天津以上海浦东新区为参照：于家堡与陆家嘴，开发区、保税区和高新区与张江、外高桥和金桥，东疆港与洋山港，滨海国际机场与浦东国际机场。根据规划，到2020年，天津市滨海新区要将常住人口从200万人增加到600万人，年均人口增长达到30万人。2009年，滨海新区实施了比“九大功能区”尺度更大的“十大战役”，城市骨架格局从南到北、由东至西全面展开，计划三年投资达到1.5万亿元。对比当时三年间，上海市的固定投资总额为1.53万亿元，广州市为0.8万亿元，北京市为1.46万亿元，而当时的天津市的GDP尚不到万亿元，这几乎可以算作是全力以赴。

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天津市围绕着九大功能区先后成立了中心渔港经济区、北塘经济区、轻纺经济区，使得原本已经多元化发展的滨海新区资源更加分散。为了扩大滨海新区的有效使用面积，以容纳多个国家级重大化工项目，天津市甚至花费巨资填海造陆建设了高达160平方公里的化工园区。显然，天津市将滨海新区视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并投入巨资进行打造，期望能够取得显著成果。然而，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滨海新区造成了重创。由于外资直接投资减少、进出口总额下行、日韩企业撤资等原因,该地区原本高度依赖的外向型经济遭受了打击。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新兴市场国家市场需求下降,天津原本瞄准的海外市场几乎全部落空。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天津砸下了巨资围海造陆、修路建港,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不仅原本寄予厚望的龙头项目全部泡汤,而且投入了大量资金的滨海北部汉沽城区也几乎成为了一座“空城”。

尽管如此,天津的石化产业仍然一路高涨。然而,随着环保、双碳等大环境的压力,城市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极。幸运的是,除了滨海新区外,天津还有其他优势,如毗邻北京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多项国家级优惠政策。这些因素使天津成为了许多外资企业的首选。

自2003年以来,丰田已经与一汽在天津开设了整车工厂,目前已有三家合资汽车厂,产能也从最初的4.95万辆增至2022年的62万辆,占一汽丰田整车总产能的66%。丰田落户天津还带动了国内工业机器人的全面发展,川崎机器人也通过天津进入了市场。因此,天津的汽车工业形成了以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等五家汽车整车企业为龙头的产业矩阵,成为仅次于石化的第二大产业。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2008年,空客在亚洲的首条总装线落户天津,成为全球四大总装基地之一。到2023为止,天津已经总装了超过600架A320系列飞机,其中大部分都交付给了的航空企业。

除航空业成为天津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外，高新科技产业也成为了天津的另一大“宠儿”。中芯国际12寸晶圆厂、联想天津产业基地等高新项目的相继落地，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布局正式开启。从2000年到2016年，天津的年均GDP增速达到了13.63%，这一数据远高于同期全国GDP的年均增速（9.42%）。此外，天津的工业增加值实现了年均17.38%的增长速度，这一增长速度甚至接近全国年均增速的两倍。因此，天津成功迈进“万亿城市俱乐部”。

2016年，滨海新区凭借其众多新兴产业的高度聚集，实现了GDP的突破，达到10002亿元，一举超越了浦东新区的8731.84亿元，成为我国首个万亿级国家新区。尽管有人对滨海新区的数据提出质疑，认为其常住人口不足300万，且产业集聚和辐射能力无法与浦东新区相提并论，但仍有不少经济媒体和观察家将北方“经济中心”的头衔授予了天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形势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2017年天津的GDP增速却突然下滑了近三分之二，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创下了28年来的最低纪录。 even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都超过了天津，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讽刺。

天津的“盛极而衰”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主动进行GDP“挤水”操作，即把那些虽注册在天津，但实际上生产不在当地的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全部剔除；二是滨海新区的发展过快，导致其GDP数据被高估。

一年时间,滨海新区的GDP从10002.31亿元调整到了6654亿元,天津人将其戏称为“宾每新区”。接下来是2017年的限产“环保风暴”,其中许多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企业直接被关闭。由于天津的产业结构长期依赖传统化工、石油、钢铁等行业,再加上环评和大宗商品周期的下降因素,导致天津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等主要行业的增加值均出现负增长,从而使天津经济陷入了困境。

天津的经济增长下滑不仅与产业结构有关。例如,作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获得了多项优惠政策,包括金融改革试点。然而,在过去十多年里,除了渤海银行之外,天津几乎没有其他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此外,天津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投资拉动,而高额投资主要由国企和央企完成。据统计,2007年至2012年间,各国企和央企在天津设立了11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3600亿元,占全市总投资的31.9%。但这些投资主要是高耗能的重工业项目,并没有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从2012年到2016年，天津的投资增速从18.5%降至8%。2017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0.5%，而同期全国投资增长7.2%。受到大环境影响，国企、央企纷纷缩减投资，民间资本也不敢轻举妄动。天津从经济增速的“领跑者”沦为了“后进生”，其尴尬境遇前所未有。2018年，天津下定决心，一口气关闭和整改了314个工业园区，致力于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减少石化、冶金和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比重，这些行业在2020年时的占比下降至35%。然而，产业转型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阵痛”。2018年，天津的工业增加值高达6962.71亿元，但在2021年下降至5224.57亿元。尽管天津的GDP达到了1.57万亿元，但仍被南京（相差仅660亿元）超越，无法进入全国经济十强之列。2018年，天津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落幕。会议文件和决议都强调了2018年是天津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生死攸关之年”。不仅经济关乎生死，人口增量也是重要因素。与20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相比，天津在过去十年中的人口增量仅为79.18万人，位列倒数第一。即便后来人口突破千万，但也包括许多“户口在津、人在京”的北京漂泊者。吸取教训的天津决定发起“制造业保卫战”，以提升制造业实力，重返工业重城的地位。

实际上，天津早已制定了一份“方”。在2015年，天津将城市定位从原来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调整为“三区一基地”，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有了规划和战略，但对天津而言，如何认真执行并取得良好效果才是关键。

自2018年起，天津市提出“制造业立市”的战略部署，强调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制造业。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天津的智能制造产业得到了显著改善。作为北方的制造业重镇，天津早在2015年开始根据自身优势布局智能产业，计划打造5至1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以及10个以上的智能制造特色产业集群，智能制造产业总产值已超过1000亿元。

在2017年举办的第一届世界智能大会上，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过一个精辟的观点：“天津市手捧白米饭，却正在忙碌地为未来的人民群众熬制红烧肉。”经过几年的培育，天津的智能制造业已经步入黄金发展期。据天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智能制造业企业所占比例接近20%，其增加值占比接近30%，对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平衡车、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服务机器人等新产品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7倍、84.2%、70.9%和47.2%。

从数据分析来看，智能制造产业也推动了天津新兴产业占比上升。"十三五"期间，天津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6.1%，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5.4%）。高新技术企业是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基础，决定了城市创新发展的后劲与韧性。2022年，天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均突破1万家，在北方城市位居前列。

今年以来，天津集中签约36个制造业项目，总投资达668亿元，包括总投资195亿元的5个新能源项目，总投资174亿元的9个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总投资83亿元的6个高端装备项目等，新动能整体项目占比超过八成。

要发展制造业，固定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今年一季度，天津工业投资增长19.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48.6%，近一半的增幅，成为天津经济结构转变的直接动力。

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长期以来天津的两张名片分别是“工业牌”和“港口牌”。在《“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重点提到，在“十三五”主要强调天津“港口”和“航运”的基础上，未来五年，国家将为天津“插上翅膀”，进一步提升其航空货运能力。

此外，《规划》中普速铁路、高速铁路、城市群城际铁路，都提到了天津。更重要的是，其中还两次专门点名了天津的机场。

2021年11月，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5个“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名单，其中包括天津，以“空港型物流枢纽”的身份列入其中。天津航空业的发展重心在于“货运”，成立了天津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并开通了20条货运航线和20个货运通航城市，建成了顺丰电商等三个产业园，使得空港口岸具备了水果、冰鲜水产品等指定监管场地的功能。显然，天津在智能制造业和两个“经济牌”的助力下，对于推动天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要让天津重新回到全国经济十强的位置并非易事，因为前方有持续领先的经济强市，后方则有青岛、宁波等城市的竞争，在今年一季度，天津的排名已经降至全国第12位。天津的经济困境如何破局，实现新的增长？这仍然是一个谜团。但是，即使在经济上面临暂时的不利局面，天津仍然是除北京外，我国北方地区发展最好的城市。作为老资格的直辖市，天津在医疗、教育和文化资源方面非常丰富，拥有430家医院，其中超过一半的是三级甲等医院；拥有56所高校，包括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两所双一流高校；同时，还有大量的科研院所，其中一些是中央驻天津的重要科研机构。此外，天津还吸引了包括字节跳动、腾讯、科大讯飞在内的数十家大型科技企业的落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更为重要的是，天津的房价相较于一线城市来说较低，今年一季度天津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19,579.86元，低于北京、上海，甚至低于杭州、南京、东莞等新一线城市。此外，天津的落户压力也比这些城市小。

最重要的一点,许多天津企业只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上下班,加班?多活几年难道不是更好吗?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氛,只要说出一句话,总会有人接过来讲笑话,让人捧腹大笑。这也是天津人的真实写照,“不重要,开心就好!”百年天津经历了辉煌与沧桑,如今正在重新谱写自己的命运。展望未来,新的故事是否能在天津人的乐观与奋斗中继续展开,让我们拭目以待。